公元八年的長樂宮，當王政君把傳國玉璽摔在地上的那一刻，整個世界仿佛也天崩地裂了一般，狂風怒號，馬嘶虎嘯，一個舊王朝黯然褪去.

可是，本該彈冠相慶的新王朝卻沒有表現出過多的喜悅，朝堂上反而彌漫開了一股不詳的氣息。

王莽坐在皇位上，靜靜看著殘缺了一角的玉璽。

這尊玉璽是當年秦始皇命李斯與孫壽用和氏璧打造的，算起來，已經二百年有餘。

（圖）王莽（公元前46年12月12日-公元23年10月6日），新朝開國皇帝，公元8年-公元23年在皇帝位。

二百年過去了，人們經曆了秦末混戰，經曆了文景之治，也有過罷黜百家的巨變，有過桑弘羊改革的震蕩，曆史再一次來到了十字路口，像每一個王朝的結尾一樣.

公元八年的中國天下大亂，不斷擴張的地主階級瘋狂兼並土地，流民湧現在了大漢王朝的各個角落，他們四處遊蕩，膽小的餓死，膽大的成了盜賊，或者加入農民起義軍.

中國大地上仿佛壓抑著一股暗流，荒蕪的土地下埋藏著的不是種子，而是噴薄欲出的血漿。

就在這時，眾望所歸的王莽登上了帝位，改國號為‘新’。

政治經驗豐富的他知道，中國到了非變不可的時候，他要著手開始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改革，這場改革會使天下歸一，再也沒有貧富之分，鰥寡孤獨有所養，男女老少有所從。

王莽坐在皇位上，心中抑製不住激動的心情，微微顫抖了起來，我等了二十年，這一天終於到了，我會去做一件開天辟地的事情，秦皇漢武沒做到的我能做到，我將會成為與日月同輝的千古一帝。

夕陽映在他努力抑製著激動的臉上，風吹起了他的衣角，王莽端起了殘缺一角的玉璽，蓋印在皇帝的第一份聖旨上。

就這樣，一場提前了幾千年的革命到來了。

（圖）新朝

在我小時候的連環畫上，王莽一直是作為反面人物出現的，但實際上，在西漢末年，王莽的口碑基本上相當於近代的孫Zhong山。

對不起，我這個比喻不恰當，他要遠遠超過孫Zhong山。

在公元元年前後的西漢，王莽的人氣與威望那真是山呼海嘯，眾望所歸，全國上到公卿下到農民，都一致認為只有他才能拯救日漸沒落的西漢王朝。

在他因為政治鬥爭被迫閉門謝客的時候，數十萬民眾自發走上街頭請他重新出山，上百萬份奏折與請願書擺到漢哀帝的案頭，要求恢複王莽官位。

當年漢平帝封賞土地給王莽，王莽推辭，全國居然有四十多萬人上書請求他接受封地，西漢人口將近五千萬，除去偏遠地區，眼花耳聾的。

按明朝識字率百分之五來算，全國但凡家里有張紙的會寫字的，都上書了，而在他重新執政之後，甚至連劉氏宗親都默認了他假皇帝的事實。

正是由於這種威望，他在公元九年完成了曆史上最平穩的政權過度。在沒有流血犧牲，沒有任何反對聲音的情況下，建立了新朝。

王莽文化水平相當高，而且屬於專業型學者，和現在的紅學家一樣，他專注於研究《周禮》，是當時講《周禮》

講的最好的人。

在他看來，商鞅變法禍害了中國上百年，使得社會嚴重兩極分化，富者連田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社會產生了嚴重的階級矛盾，想要拯救社會的唯一辦法，就是托古改製。

王莽托的這個古，就是《周禮》。

（圖）周禮

他即將對中國社會進行一場從上到下的整體改革，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三個部分，官製、田製和幣製。

漢代官製基本承襲了秦代的三公九卿製，國家權利被分為了行政、軍事、監督三項，再呈金字塔型向下分配，層層製約，互不相擾。

不過經過幾百年的發展，其弊端逐漸顯現了出來，世家大族權利逐漸擴大，門閥壟斷了官員替補，製度僵化，行政體系效率低下，像一個運行了五十年的發動機，已經無法再為社會發展提供動力。

更可怕的是，這些大家族還掌握了天下大多數的田地、金錢，蓄養奴隸家丁蔚然成風，他們的興起，對中央王朝是一個不小的威脅。

王莽把改革的手對準了這些門閥士族。

首先，他廢除了三公九卿製，恢複西周官製，也就是《周禮》中記載的極其複雜的內服製度。

這項改革是有問題的。

三公九卿製的確跟不上社會的發展了，可這不代表著西周的製度就可以解決三公九卿存在的問題。

就像家里的舊彩電壞了，你卻換了一台新的黑白機，還不如之前的舊彩電呢。

所以王莽對於官製的改革是有點雷人的，用現在的說法是典型的學者型政策，太過於理想主義。

但更不可思議的還在後面。

（圖）漢武帝

王莽為了解決土地兼並問題，使耕者有其田，天下大同，居然恢複了西周時期的‘井田製’，按每人一百畝的標準將天下田地重新分配。

我們知道當年商鞅廢除‘井田製’的原因是鐵器牛耕的出現，生產力大大提高，每個人的耕種面積也大大提高，井田製這種“千耦其耕”的方法適應不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才被小農經濟所淘汰。

而王莽恢複‘井田製’的做法極其相近於六七十年代的集體生產製度，為了均富而放棄發展的機會，曆史已經一遍一遍的證明了這種理想的“烏托邦”屬性，隻會帶來災難。

而恢複‘井田製’帶給王莽的，是更大規模的流民，還有更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軍，其中就包括‘赤眉軍’與‘綠林軍’。

除了底層改革，王莽進一步社會上層進行了貨幣改革。

如果說前面兩項改革是混亂，那王莽的幣製改革簡直就是大功率攪拌機，他居然恢複了貝殼的貨幣屬性......

我實在是找不到曆史中使用貝殼作為貨幣的記載，除了遠古時期，據說在馬爾代夫的原始部落，也是使用貝殼作為貨幣的。

這也可能是王莽熟讀《周禮》之餘的即興發揮，但他的這種做法，除了造福漁民，實在是找不到原因與根據。

除了使用貝殼，王莽所發行的貨幣還包括龜殼、銅、錯刀、契刀，多達二十八種，就差把切糕也算進去了。

發行那麼多貨幣的結果是，大家誰也記不清你手里這玩意到底值多少錢。

出去買個黃瓜，結賬的時候賣菜的說，兩個烏龜殼一斤，買菜的說，我身上只有錯刀，你看看找我多少個貝殼。

大家集體燒腦，東拉西扯也搞不清到底哪種貨幣代表多少，交易陷入了停滯，市場一片混亂。商人紛紛破產。

（圖）古代貝殼錢幣

王莽為了保護農民不受地主階級欺壓，實行了五均賒貸與六管製，政策的內容是，嚴厲打擊高利貸，政府給予農民低息的農業貸款，保證農民在春天可以正常播種，這與一千年後王安石的《青苗法》如出一轍。

政府財政負擔不起大量的貸款，農民想借錢又別無他途，只能破產。

西方的經驗告訴我們，社會資金對於社會發展的推動力遠遠大於政府資金，而與此同時，王莽又將鹽鐵酒錢山河六項收歸國有，徹底斬斷了社會資金的來源。

在古代社會，這實際上就代表著全國經濟國有化，同時也代表著社會經濟的破產。

王莽在全國六個城市設立五均官，用鹽鐵酒山河六項帶來的巨大收益，根據賤買貴賣的原則，用政府財政控製市場價格，保證農民在糧食豐收的時候不賠錢，歉收的時候能吃飽飯。

這項政策看著沒錯，但卻有致命弱點，就是對政府力量的嚴重高估，市場是在不斷變化的，政府說到底是人組成的，人的反應不可能與市場變化同步變化，汽車要撞上，司機還不知道打方向盤，只能跟世界說拜拜。

果不其然，當時市場在政府百分百的干預下，出現了嚴重的脫軌，商業隨即崩潰。

商業的崩潰帶來的是農業的大崩潰，王莽改革瞬間變成了農民起義軍的後勤部，起義軍愈發壯大，最終到了無法收拾的地步。

可此時的王莽卻將矛頭對準了周邊國家。

許多人說王莽是穿越者的依據也由此而來。

他將“高句麗”改名為“下句麗”，將“匈奴單於”改名“降奴服於”，這無疑替無數管朝鮮叫“棒子”的仁兄出了口惡氣。

可在當時，這一句鬥氣似的稱呼帶來的是無數白骨埋葬邊境，各族關係迅速惡化。

後來民主革命時提出“五族共和”的概念，很大一部分是為了減少革命的阻力，而王莽國內改革水深火熱之餘還用迷之自信挑釁外邦，只能有一種解釋，他想轉移國內矛盾，就如同漢武帝改革，就是在對外戰爭觸發國內巨大向心力的情況下完成的。

可漢武帝時依靠著文景之治留下的豐厚家底才能順利轉移國內的巨大壓力，到王莽這里，國家已經是千瘡百孔了，轉移矛盾的做法只能適得其反。

北邊惹完了，他又去惹南邊的，發動二十萬大軍征討西南，死了十七萬，隨後又征發了十萬部隊和二十萬民夫繼續征討，結果也是有去無回，給了農民軍趁虛而入的機會，隨後的“昆陽之戰”中，四十萬大軍全軍覆沒，新莽王朝終於走到了盡頭。

王莽是一個標準的道德模範，他可以散盡家財幫助窮人，在兒子殺人之後逼兒子自殺以捍衛法律，他甚至可以做到與災民同甘共苦，幾個月不吃肉。

但一個道德上的楷模並不說明他能成為一個好人，生活里的好人有可能變成曆史的罪人，生活里的壞人放到曆史中，卻有可能成為好人，這就是曆史的相對論。

一場全面改革所需要的手腕與妥協，他一樣不占，只有滿腦子的《周禮》和《周禮》里記載的夢想，以夢想為參照的改革到頭來只能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稍等，在這場做夢般的改革中我們還發現了一樣有趣的東西。

打敗了王莽建立起東漢王朝的劉秀實際上所代表的是士族階級，追隨他的雲台二十八將實際上也是士族代表。

而他們所打敗的王莽，實際上是農民代表，他所作出的改革都是為了“均貧富”，實現天下大同。

這其中隱藏著某種微妙的關係。

東漢二百年，並沒有發生什麼曆史事件，仿佛一眨眼就過去了。

原因在於，東漢王朝根本沒有實現真正的大一統，全國的土地、資源，在這二百餘年里，繼續掌握在各地的門閥士族手中，他們有自己的武裝，也有可以不受國家干預的生產體系。

這一切在西漢末年造成了嚴重動蕩的因素繼續存在著，並且越來越壯大。

不像童話故事的結尾那樣美好，在這場革命的結尾我要告訴大家的是，“天下大同”的理想輸給了門閥士族的軍隊，市場經濟戰勝了計劃經濟。

你可能會認為，這不是“天下大同”的失敗，而是王莽理想主義的失敗。

那請你走到街上去看一看，你就會發現，如今的“門閥士族”依舊戰勝了“天下大同”。

我只能有一個結論，我們永遠處在曆史的相對論中，“天下大同”的結果未必就是幸福，“門閥士族”也未必就是絕路，結果仍未可知，看官興致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