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理

璽鑑雜記|溥儒“說”:我和我筆下的佛教情緣

寒生易水荊卿去,秋滿江南庾信哀。

西苑花飛春已盡,上林樹冷雁空來。

1896年,我出生在北京什剎海畔的恭王府,宣統三年(1911年)入貴胄法政學堂讀書,後併入北京市內法政大學。爾後王朝凋零,政治更迭,我從清室貴胄成了這個世界的舊王孫,也開啟了我的流浪生涯。

恭王府的宗教生活,讓我與佛教自然結緣。1912年遷至馬鞍山戒臺寺與浚海禪師、天目山能和上人相識,寫經與千字文似也成了我與佛緣的連線。1922年,我遊學歸來,隱居於戒臺寺中,結識了湖南和尚永光法師。他六朝體的詩與一手和尚風格的書法讓我心生歡喜。我想,畫筆下若要追尋與佛教關聯的緣起,便是在戒臺寺那段時光裡深耕了吧。

走馬燈一樣的新政府對我來說過多的關注也沒有意義,平淡無奇的過一生,潛心美學,專注畫事,便是後來一直在執著的事情。

01青少年階段:恭王府的宗教生活(1896-1911)

清王朝作為由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起來的封建政權,為強化自己的統治,採取了多許措施,其中,利用宗教文化為自己的政治服務便是基本手段之一。有清一代,統治者既維護著滿族的本教薩滿教,又重視幷包容著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道教及漢民族傳統的郊社宗廟祭典,在宗教信仰上形成了多教並存,相容幷蓄的局面。

恭王府府主奕訢作為晚清政壇的核心人物,自小又接受了良好的漢學教育,他的宗教思想必然是複雜的。他既有自身的信仰,同時其信仰和行為又必須為帝王服務。從現存的一些遺蹟和資料來看,恭親王在府中除嚴格進行滿民族本教薩滿教祭祀外,個人對佛教似乎更情有獨鍾,留下的佛教印跡不少。

▲ 摘自《清恭王府折檔彙編(全三冊)》

據《清恭王府折檔彙編》記載,恭王府曾一直供養著福善寺。福善寺始建於清朝,主體建築與恭王府西牆僅一牆之隔。每月開支裡也有佛堂領香供錢等記載。

1937年,著名學者陳鴻舜帶著美國教授G.N.凱茨走進了恭王府,並將其所見所聞寫進了《北京的恭王府及其花園》(發表於華裔學志),文中寫道:“……中軸線上――據傳說和地圖,匾額上寫著‘佛樓’。這樓或許是一座小廟,我們不知道其中細節,可是這匾額的確是精美的木雕作品……”,另外還配有一張老照片。這些資料證實後罩樓中確曾建有佛堂,應是恭親王在府內的禮佛之所。把佛堂建在中軸線上,位於銀安殿、神殿之正後方,可見恭親王對佛教之重視。

溥儒作為恭親王奕訢的王孫,在如此濃烈的社會背景及家族渲染下,從小懷揣著對於佛教的虔誠與敬畏,奠定了宗教性在繪畫語言中的基礎。

02早期戒臺寺時光(≈1912-1923)

辛亥武昌之變,加之袁世凱逼清帝退位等引發的時局動盪,皇室上下不知所措,溥濡跟隨老夫人遷出王府,避至西山,因有恭親王這層關係,得以住在戒臺寺隱居,前後斷續亦近15年。溥儒也由此得髓“西山逸士”,其意焉:“樂在琴書,心懷遐學,與世無競,與人無爭,如是而已矣。”在西山隱居的日子裡,溥儒晨鐘暮鼓,潛心研習,修心養性。正如溥儒自雲:

“餘居馬鞍山始習畫。餘性喜文藻,專治經之外,雖學作古文,而多喜作駢儷之文。駢儷近畫,故又喜畫。當時家藏唐宋名畫尚有數卷,日夕臨摹,兼習六法十二忌及論畫之書;又喜遊山水,觀山川晦明變化之狀,以畫法用筆為之,逐漸學步。時山居與世若隔,故無師承,亦無畫友,習之甚力,進境極持;漸通其道,悟其理蘊,遂覺信筆所及,無往不可。”

(此處不贅述溥儒自述中三十歲左右始學畫是否有偏頗,畢竟從吉林省博物院等所藏作品已看到其20歲左右的成作,我們可把馬鞍山時期認是其潛心書畫,技藝精進的時光。)

1912年,溥儒輾轉至馬鞍山戒臺寺“牡丹院”,與寺中浚海禪師同遊,為之寫經及千字文。

▲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作 草書千字文 手卷 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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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千字文》摘錄可識始末:

“京師之西,有山曰馬鞍,寺曰慧聚者,蓋自唐始也。光緒中,先祖恭忠王罷政,復興建焉,然而未有圖志。辛亥國變,餘始卜居寺之北宮。時浚海師住錫禪堂,晨夕同遊于山巔水涘,若良侶然。暇時,嘗為師寫經卷,輒蒙收錄。其後,師往參學廣化寺,遂住持圓廣寺。餘亦遂出山,蓋十三年矣。頃為戒臺作寺志始成,而師以舊贈千文一卷裝成屬題,乃書交情始末,著於卷尾,使後之人識此意而不必責此書之劣也。癸酉十月小雪節後,溥儒並記。”

▲1925年作 楷書浚海禪師源流 手卷 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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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海禪師住持的圓廣寺創建於明隆慶五年(1517),位於阜成門內,系十方常住,可想見當時規模。佛教各宗派皆重傳法正宗,叢林住持,例向傳法之師申請嗣法書,亦有由極具聲望者書寫之先例,浚海禪師請舊王孫書寫譜系,乃榮耀之事。佛教的寫經、佛像的描寫原本出於純粹的宗教目的,卻在無意中發展和儲存了溥儒筆下的藝術形態。

同年,溥儒於戒臺寺與天目山能和上人相識。“壬子,上人朝山至戒臺寺。餘年十七,讀書寺中,贈上人詩有:‘遠辭天目月,來踏戒臺雲……’”(見《溥心畬先生詩文集》下冊)。

▲王人文 永光 致溥儒、溥僡書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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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915年(龔敏:《溥心畬年譜》)於戒臺寺與海印上人相識。“餘讀書寺中時,益陽海印上人來遊戒臺,餘與之同登極樂峰頂,望拒馬飛狐之勝……”(《溥心畬詩文集》下)。永光和尚六朝體的詩、灑脫的和尚書法風格,對於溥心畬早年的行楷書法,有著不容忽視的作用。

“心畬先生儲存著一部這位法師(海印法師)的詩集手稿,在“七七事變”前夕,他們兄弟二位拿著商量如何選定和打磨潤色,不久就把選定本交琉璃廠文楷齋木板刻成一冊,請楊雪橋先生題簽,標題是《碧湖集》。”

(摘自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溥儒輯海印法師 《碧湖集》

“他的楷書我初見時覺得像學明人王寵,後見到先生家裡掛的一幅永光法師寫的長聯,是行書,具有和尚書風的特色。先師陳援庵先生常說:和尚袍袖寬博,寫字時右手提起筆來,左手還要去攏起右手袍袖,所以寫出的字,絕無扶牆摸壁的死點畫,而多具有疏散的風格。和尚又無須應科舉考試,不用練習那種規規矩矩的小楷。如果寫出自成格局的字,必然常常具有出人意表的藝術效果。……從此愈發服膺陳老師的議論,再看心畬先生的行書,也愈近‘僧派’了。”(同上)

溥心畬束髮即受書,始習顏柳大楷,臨顏魯公《中興頌》,魏《鄭文公石刻》,兼習篆隸書,初寫《秦山碑》、《石鼓文》,次寫《曹全碑》、《禮器》、《史晨》諸碑。在“帖學”上取法“二王”與褚遂良、虞世南等,豐富的家藏王羲之《遊目帖》、米芾的《春和帖》更是為其取法“帖學”提供了條件。不專一家一體,取諸家之長是溥心畬對於書畫藝術的基本態度。而後的書法作品中我們能看出其對“貼學”書風審美標準的態度。

“據我個人極大膽地推論心畬先生早年的書法途徑,無論臨過什麼唐人楷書的碑版,及至提筆揮毫,主要的運筆辦法,還是從永光來的,‘可說碑底僧面’。”(摘自啟功《溥心畬先生南渡前的藝術生涯》)

▲布袋和尚圖

尺寸:84*40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家事與國勢的由盛而衰必然引起溥儒內心的變化與矛盾,執筆下更能映出他身份的特殊性和更深層次的文化訴求。不論是對“帖學”堅守上,還是對和尚書風的執著中,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溥心畬的文化態度。

1924年,29歲的溥儒為先姑母榮壽固倫公主壽,離開了馬鞍山,回到了城中。1937年抗戰爆發,閉門謝客,又遷至馬鞍山。當然,這是後話。

03祈福——畫祭先母忌辰(1937-1963)

溥心畬對佛教的信仰源於大語境也源於自身的精神寄予,平時他雖不奉行繁瑣的宗教儀式,但他確是一個一絲不苟的宗教傳統文化堅守者。

▲觀音大士

尺寸:90*33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1937年,項太夫人仙逝,為了給母親辦一個體面的喪事,溥儒賣掉了珍藏半生的陸機《平復帖》(詳見:張伯駒《春遊瑣談》)。信佛敬佛的溥心畲,為求母親穩度西天,他為母親準備了上好的棺木,然後一筆一劃在母親的紅硃色髹漆棺上,用金箔滿書小楷金剛經,十分莊嚴注目。守孝時更是用注射針抽出自己身上的血液,和上紫紅顏料,寫心經、畫佛像為亡母祈福。

服喪期間,他令子女到靈前唸經,要求恭敬虔誠。在這一系列帶有形式感的深化中,表達了溥儒對亡母的強烈追思,亦表現了溥儒對於 “剝膚為紙,刺血為墨,燃指為燈”這個佛教思想的銘刻於心。日後,每逢項太夫人忌辰,溥儒即以臂血和砂抄經文、繪佛像,為亡母乞求冥福。

▲溥儒 心經 現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

溥儒幼年失怙,由出生南海書香世家的項夫人撫養成人。項夫人教子較嚴,聘請宛平名士陳應榮為溥儒啟蒙老師,後又聘請宜春歐陽鏡溪、江西龍子恕兩位先生教習古文。溥儒奉母甚孝,遵母訓示。

“餘十餘歲時,讀書西山。癸丑冬,大雪。持弓挾矢入林,射雉獲之,執以獻於先母。母不樂曰:‘孔子弋不射宿。襲而取之,非仁也。是雉方寒求食,奈何射之。……’”(摘自《溥心畬先生詩文集》(下))可見先母的仁義道德與思想對其影響至深。

▲楷書題《慈訓纂證》書名原件並附著作二冊

1950年四月,書成書法長卷《慈訓纂證》,把母親的教誨與古人的言行,逐一加以比較印證。他無限感慨地說:“嗚呼,儒生於亂世,幸全大節,非儒之才遂能及此,太夫人之教也。”此書於1963年出版。

▲觀音大士

尺寸:103*47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04 渡臺再續佛緣(1949-1963)

1949年九月,溥儒由舟山乘飛機到臺北。十月,應臺灣師範學院之聘為藝術系教授,並於臺北舉辦畫展。冬節敬繪《大士像》交於于右任先生供養。而後,開啟了臺灣藝術生活朋友圈。

1951年三月三日連雨不霽,作《焚香誦經》仕女圖。

▲焚香誦經

尺寸:35*27.5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1955年三月,與朱家驊、董作賓同往韓國講學,獲漢城大學頒授法學榮譽博士學位,並遊覽朝鮮行宮、佛國寺等地。同年旅居日本,《題日本久遠寺》、《清水寺》、《南禪寺》等詩文即為那時候關於宗教藝術之旅的文學產物(見:《溥心畬詩文集·南遊集》上冊)。

溥儒的一生可以說是藝術的一生,信奉佛教的他,佛教內容隨著筆下虔誠圓滿,在臺期間,與佛教界也不乏交往。

據民國五十一年(1962年)《道安法師遺集》日記中記載,一月十二日,即農曆十二月初七,下午二時五十分去溥儒中請寫“今日佛教”四字,並談及溥先生想再找一冊由他出版的海印法師《碧湖詩集》二本,已十分不易。一月十五日,今日佛教月刊已出版,封面古樸可愛,題字正為溥儒所寫。

▲今日佛教月刊封面

刺血書《心經》、硃筆楷書《大悲咒》、硃血寫《研朱觀音聖像》、敬書《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人日敬寫《觀音聖像》等在臺期間現世的佛教題材作品,亦成為我們對溥心畬筆下佛教情緣的追溯有了更多的依據。

溥儒自認詩第一,書法第二,繪畫第三。而我們在縱觀其藝術的一生,不難發現,文學寄託著溥儒骨子裡理想對真、善、美的憧憬,宗教則是他超脫痛苦的精神訴求,文學與宗教聯結畫筆加持了藝術價值。

在他的藝術作品中,凝結了他的文學修養,他的宗教體悟,還有他一生的符號。閱過了溥儒的無盡過往,不禁感嘆,其筆下對於佛教題材的反覆描寫,是否也是他對現世生活的一種無言嘆息與反抗呢?

我想觀者自有感悟。

作品集錦

▲無量壽佛圖

尺寸:80*30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八戒託缽走荒山(西遊記系列)

尺寸:17*11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西天路萬里渡流沙(西遊記系列)

尺寸:17*11cm

來源:《溥心畬書畫全集·人物篇》 乾隆圖書無限公司

▲丙申(1956年)作 觀音大士像 立軸 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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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升佛界 立軸 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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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作 佛祖聖像圖 立軸 設色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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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1961年)作 大士像贊 立軸 水墨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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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禪遇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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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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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理財生活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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