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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豐子愷誕辰120週年_緣緣堂

120年前的今天,1898年11月9日,中國現代最知名的畫家、散文家之一——豐子愷——出生了。

這是一個甚至不需要多介紹的人物,因為時至今日,我們仍然總能看到他那些有詩意,有諧趣,幾乎沒有人不喜歡的漫畫。他的畫,他的散文,都還在被不斷地編選、出版。要論民眾的喜愛和接受度之高,現代文藝界中能超出他的人恐怕不多。

豐子愷,(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浙江省嘉興市桐鄉市石門鎮人。原名豐潤,又名仁、仍,字子覬,後改為子愷,筆名TK。是中國現代畫家、散文家、美術教育家、音樂教育家、漫畫家、書法家和翻譯家。

前不久,中國美術館舉辦了“漫畫人間——豐子愷的藝術世界”展覽。看展的人們停留在他為小兒子恩狗(豐新枚的小名)所畫的畫前,讚歎他為何能將如此日常的小兒情態描畫得如此親切又耐人尋味。——這種感受,與90年前,朱自清、鄭振鐸等人初次看到豐子愷漫畫時的感受相差無多。他的畫讓人們發覺日常生活之意趣,感受古詩詞句的境界,不曾遠離生活卻又彷彿體會到一個更乾淨純粹的世界。

朱光潛曾為豐子愷的畫展寫過一篇文章,說:“子愷從頂至踵是一個藝術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動笑貌,全都是藝術的。”而且,“要先了解他的畫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

在今天,我們紀念豐子愷先生,再一次欣賞他的畫作,也嘗試探求他的內心世界。

撰文 | 新京報記者 李妍

1933年春天的一日,豐子愷全家齊聚在故鄉石門灣——浙江北部嘉興與杭州中間的一個鎮子,一起嬉笑叫鬧,慶祝喬遷建好的新屋“緣緣堂”。為了這棟房子,35歲的豐子愷將積存的6000餘銀盡數花費,構造、陳設無不精心營造,使它合乎主人的理想和追求。緣緣堂取中國式的構造,“全體正直、高大、軒敞、明爽,具有深沉樸素之美”,“這樣光明正大的環境,適合我的胸懷,可以涵養孩子們的好真、樂善、愛美的天性。”

豐子愷故居,緣緣堂。

石門灣緣緣堂於豐子愷不止是一棟房屋,而恰如理想之落地。在這裡,豐子愷不事一切職務,度過了一段半隱居的安閒歲月。他作畫寫文,飲酒讀書,欣賞院中的四季風景,享受兒女環繞的溫情;且在創作上十分高產,諸多漫畫、隨筆之代表作都完成於此時。

平靜的生活過了不到五年,侵華日軍的戰火燒了過來。1937年深秋,“七七”事變已爆發數月,松江失守,嘉興遭多次轟炸……炸彈隨之炸到了石門灣,豐家開始了長達8年的逃亡之路。而在他們離開剛幾個月,就收到訊息:緣緣堂已毀於戰火。

先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在豐子愷的一生中,石門灣緣緣堂雖然不是居住最久的處所,卻在他的精神世界中舉足輕重,以至於呈現出一種近乎象徵的意義。避居於自己的小天地,與紛亂的社會保持距離,專事藝術和文學,這對於豐子愷而言是一種近乎本能的追求。但在歷史的大變局中,它難免屢受衝擊,飄搖動盪。唯可慶幸的是,炮火可將新屋炸為平地,卻終究不能撼動無形的內心世界。童真,和平,藝術,豐子愷所執著於的一切,不僅伴隨了他的一生,又讓他的創作歷經近一個世紀也不損其光澤。

1937年春天,豐子愷在緣緣堂作畫。

兒童的崇拜者

豐子愷作品中讓最多人一見傾心的,大概要數他對兒童生活的描繪——豐子愷自己稱之為“兒童相”。上世紀20年代,豐子愷出版的第二本漫畫集,就已經以兒童作為主要題材。近些年,隨便翻開市面上的豐子愷漫畫、散文選集,有關兒童的隨筆和漫畫,往往放在最前。

隨便看看吧:《花生米不滿足》,小男孩氣鼓鼓地坐在桌邊,不滿意麵前的寥寥幾顆花生米。《瞻瞻底車:腳踏車》,孩子握住兩把大蒲扇一前一後放在腿間,假裝腳踏車樣子;《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女孩阿寶打著赤足,卻一臉認真地給凳子的四隻腳分別穿上小鞋子;《弟弟新官人,妹妹新娘子》,幾個小孩子參玩著扮新人結婚的遊戲……誰看到這樣的畫,不會莞爾一笑呢?哪個養小兒女的家裡,不曾發生類似的片段呢?

豐子愷:《瞻瞻底車:腳踏車》

豐子愷:《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

但畢竟只有豐子愷,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將這些家常生活的有趣瞬間捕捉到,又用畫家的手筆一個一個地記錄下來。“兒童的發現”是中國新文化史上的一樁大事,但饒是多少理論譯介與觀點陳述,論觸動人心的能力,也比不過豐子愷用毛筆勾勒出的小兒情態。

因為豐子愷對兒童的“發現”,不是紙上得來,卻是出自對自家兒女的親近與觀察;而他對兒童的鐘情,又不止是“喜愛”,而是上升到“崇拜”。豐子愷1919年與徐力民結婚,從1920年起陸續生了長女陳寶,二女林先、三女(三歲時夭亡)、長子華瞻、次子奇偉(五歲夭亡),加上在豐子愷家長大的外甥女軟軟,當時豐子愷年紀雖然仍不甚大,家裡卻有大大小小好幾個孩子。而那一時期,豐子愷正“覺得世間一切枯燥無味,無可享樂,只有沉悶,疲倦,和苦痛,正同乘火車一樣。這時期相當地延長,直到我深入中年時候而截止”,從家裡的小兒女處,他發現了一片更合乎理想的新天地,正可以反襯“成人社會的惡劣”。

他寫《給我的孩子們》,說:“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他將兒童時期視為人生的黃金時代,當女兒阿寶長大,開始懂得將巧克力均勻分給弟妹,豐子愷的感受是“可笑”又“可悲”,因她開始“犧牲自己的幸福來增殖弟妹們的幸福”。(《送阿寶出黃金時代》)甚至當寫到因早產而死去的孩子阿難,他說:“你的一生完全不著這世間的塵埃。你是完全的天真,自然,清白,明淨的生命。”(《阿難》)在他看來,孩子一旦長大了,成熟了,即失卻了那種完滿的率真。——這是一種近乎宗教的心情,若以現實的觀念去看,已經未免有些偏激。

《此生多珍重:豐子愷散文漫畫精選集》

作者: 豐子愷

版本: 天地出版社 2017年7月

收有《送阿寶出黃金時代》《阿難》等篇目。

這樣一種思想傾向的特別,有一個有趣的例證。白傑明《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中引用了一則對比:豐子愷和朱自清的同題散文《兒女》,經葉聖陶之手發表在1928年的同一期《小說月報》上,兩人都剛剛年過三十,都有五個小孩。豐子愷在文中讚歎兒女有“最健全者的心”,朱自清卻在哀嘆養育孩子帶來的巨大壓力,像是“被剝層皮”,說自己的處境就如同魯迅有諷刺意味的小說《幸福的家庭》。

《兼母的父》

成人不堪孩子攪擾,往往是因其影響了自己工作或嚴肅事務;而在豐子愷,他擔心的卻是現實社會對孩子純真本性的玷汙。價值取向上的根本有別,才讓豐子愷能在瑣碎繁雜的日常生活中,與兒女朝夕共處而不覺煩,甚至將種種任性妄為之舉都理解為“真率、自然與熱情”。

這是厭世?逃避?還是純真?本色?不同的人會給出不同的答案。豐子愷自己說:“我企慕這種孩子們的生活的天真,豔慕這種孩子們的世界的廣大。或者有人笑我故意向未練的孩子們的空想界中找求荒唐的烏托邦,以為逃避現實之所;但我也可笑他們屈服於現實,忘卻人類的本性。”

《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

作者:(澳)白傑明 (Geremie Randall Barmé)

譯者: 賀巨集亮

版本: 鐵葫蘆·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戰亂與生機

個人性格中的厭世一面可以自尋平衡之方,戰火與國難卻是不得不用肉身面對的現實。離開故鄉和緣緣堂,戰爭的轟炸,逃亡的旅程,以及隨之而來的整個社會和文化氛圍的鉅變,豐子愷都和幾萬萬國人一樣,不得不去經歷。

幾幅豐子愷作於抗戰時期的漫畫堪稱觸目驚心:一個年輕的母親抱著孩子餵奶,可她的頭卻已經被炸彈炸飛;一位似乎有孕的女子倒在路上,背後是飛下的兩枚炸彈和跑散躲避的人群。這些殘酷的畫面,來自豐子愷在顛沛流離中的所見所聞。對於懷有大慈悲心、全心向往和平美好的豐子愷,如此現實所造成的痛心是難以言喻的。

豐子愷:《轟炸》

他的畫風和文風隨之一變。漫畫作品自最早的古詩詞畫到“兒童相”之後,又轉向了直面社會現實的“人生相”;在《還我緣緣堂》等文章中,他厲聲控訴奪去家園的侵略者。他在漢口參加過繪製抗戰宣傳畫的工作,也在桂林教書時因學生竟從抗戰畫作感到滑稽而氣憤。從這一時期的豐子愷,我們能清晰地發覺,他絕非不辨大是非、只求隱避的消極遁世者。

但是,我們終究還是會看到,豐子愷直接描寫殘酷、悲慘、醜惡一面的作品並不多。他從來不否認社會生活黑暗一面的存在,但在為“苦痛相、悲慘相、醜惡相、殘酷相”一一寫照之後,他說,自己“恍悟‘斥妄’之道,不宜多用,多用了感覺麻木,反而失效”,——“藝術畢竟是美的,人生畢竟是崇高的,自然畢竟是偉大的。我這些辛酸悽楚的作品,其實不是正常藝術,而是臨時的權變”。

所以豐子愷的抗戰題材漫畫很快轉變到發現險惡中的生機,比如《生機》裡,破牆磚縫裡鑽出去的一根小草;比如《大樹》裡,被砍伐大半的大樹上冒出的新芽,他為這棵大樹做了一首詩,足以代表他在抗戰中所持的信念:“大樹被斬伐,生機並不絕。春來怒抽條,氣象何蓬勃!”他為1938年出生的小兒子取名時,先用“新條”,後改為“新枚”,皆是此意。豐子愷性格中的超脫一面,在戰爭和流徙中並未趨向悲觀厭世,卻體現為樂觀、信念和沉著,無論在怎樣的黑暗中,他總望向那一種綿綿不絕的生之力量。

豐子愷:《大樹》

《倦旅》

在逃難途中,豐子愷一家經過蘭溪,遇到老同學曹聚仁。曹聚仁請他們一家吃飯,在席上反覆數次說“大時代到了!”,又問及豐子愷的孩子中“有幾人歡喜藝術”,聽到豐子愷遺憾回答“一個也沒有”,他“斷然叫道:‘很好’!”後來,豐子愷又聽說,曹聚仁表示他的《護生畫集》如今可以燒燬了。——本是一次友善相接,卻觸及到了豐子愷心中最根本的堅持,令他無法接受。

於是,豐子愷特地寫文章針鋒相對地表達了不同看法,在好幾篇隨筆中都提及此事。他說,我們現在固然要“殺敵”,但這並非與“護生”相違背,正如人在大病中要服劇烈的藥,但這種藥畢竟不可常服,等到病菌已殺,必須改吃補品和粥飯,而補品和粥飯正應是“以和平,幸福,博愛,護生為旨的‘藝術’”。在禽獸逼人之時,不忘作為“人間和平幸福之母的藝術”,才“是泱泱大國的風度,也是最後勝利之朕兆”。

藝術與宗教

豐子愷是畫家,是散文家、翻譯家,也是藝術教育家。他寫過一系列藝術理論書籍,編譯音樂讀物,在多個學校教授過美術音樂課程。——這當然會讓人想起,豐子愷自己在浙江一師讀書時,正是在李叔同的藝術課堂上決定了自己的一生,從此不再離開藝術。

在豐子愷看來,藝術絕非一種專門的技藝,而是“人間和平幸福之母”,與每個人的本性息息相關。他相信藝術的普及教育,能讓人生和社會都變得美好。“藝術非專科,乃人人所本能;藝術無專家,人人皆生知也”。

也是因此,兒童才與藝術最為接近,“天地間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們的所有物,世界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們能最明確、最完全見到”。兒童和藝術,豐子愷生命中的兩個關鍵詞,究極起來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努力愛春華》

《有情世界》

豐子愷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話:“近來我的心為四事所佔據了:天上的神明與星辰,人間的藝術與兒童。”《立盡梧桐影——豐子愷傳》的作者汪家明說,一般評論家在引用這段話時,只注意了論證“藝術與兒童”,而忽視了這四者之間的關係。或許確實如此,一個藝術家作品的流傳,無論讀者還是出版者,都自會選擇那些最令人感到親近的部分複製與傳播,於是豐子愷沖淡平和,善於發現生活意趣的形象在大眾的認知中定格下來,而關於他的宗教信仰和性格中沉鬱的一面,卻自然而然地被遺漏了。

《立盡梧桐影——豐子愷傳》

作者: 汪家明

版本: 中華書局 2014年9月

1927年農曆九月廿六,豐子愷三十歲生日當天,他在上海家中正式從弘一法師皈依佛門,法名“嬰行”,取“嬰兒”之意。探究佛法,讓豐子愷可能從自己精神中悲觀厭世一面解脫出來,也讓他對人生終極問題的執著有了歸處。自此他日常吃素,並從1928年弘一法師五十壽辰之時,開始了《護生畫集》的創作。弘一法師與他締下一約:法師七十歲時,作第三集七十幅;八十歲時,作第四集八十幅;直至百歲時作第六集,共百幅。豐子愷應允“世壽所許,定當遵囑”。於是整部畫集的創作從上世紀20年代延綿到70年代,最後一集畫於“文革”期間,豐子愷患肺病後得以離開牛棚回家,因擔心自己不久於人世,他拼命趕畫,直到1973年終於提前五年完成恩師的囑託。

但若細看《護生畫集》,其畫題類似常見的佛教勸勉不殺生的宣傳畫,嚴苛之處恐怕會令世俗中人頗難接受。雖然豐子愷本人亦非嚴格遵從律法,而且他曾解釋過,對護生的理解不應“拘泥字面”,其根本仍在於“護心”,即涵養同情之心。但是,佛教信仰在豐子愷一生中所佔的分量,卻可以從中有所感受。

《護生畫集》

作者: 豐子愷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2年9月

豐子愷曾論述過藝術與宗教的關係:“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通。……吟詩描畫,平平仄仄,紅紅綠綠,原不過是雕蟲小技,藝術的皮毛而已。藝術的精神,正是宗教的。”所以對他而言,宗教佔據高點,而無論兒童,藝術,宗教,最終都融匯到了同一個形而上的世界,他正是在這個遠離塵世的所在安放自己的心。

也因為這個世界的一直存在,讓他在生命的晚年,在“文革”後期,仍能繼續自己的創作和翻譯,仍與小兒子在書信中玩詩詞集句的遊戲,仍然能在《緣緣堂續筆》中讚美能使人“暫時脫離塵世”的藝術。直到生命的末尾,仍如朱光潛曾評價的,“子愷從頂至踵是一個藝術家”。

《前程遠大》

本文系獨家原創內容。撰文:新京報記者 李妍;編輯:走走;小鹽。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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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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